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谨以此文纪念曾真实地活过的人们。
我想，我们得谈谈。这种事情，我们最终是得谈谈的。
我们的教育，或者说基础教育阶段，对于人生中的与个人相关的大问题阐述得仍然是有所欠缺。与个人相关的大问题无非是两大类：生和死。今天，我们谈谈后者。
2021-07-15, 一位同学不幸离开了人世。具体的细节大家并不清楚——那时已经是暑假，大四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毕业离校，留校的大多是需要补考或者延毕的，于是他所在的宿舍中只有他一人。清扫宿舍的工作人员比同一栋楼里的学生更先发现了这件事。但无论怎样，生命的逝去固然令人惋惜，再反复议论也无济于事。
生命是坚强而脆弱的，它只能被由内而外地打破。
于我而言，死亡是最终备选方案。目标的达成需要手段，但有些目标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或者干脆就不能达成。不能达成却又要去达成，这是怎样的一种矛盾！矛盾的解决，有人会选择「换个梦不就得了」；有的人会作罢，从此一蹶不振；但还有的人会选择 Crash Fast, Crash Hard.
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选择最终备选方案的人，就像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知难而退和一蹶不振的人一样。对于一些目标近乎病态地追求，是获取成功的要素，也是通往疯狂的道路。这一线之隔、一念之差，通向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
孤独可以毁灭人么？我认为是的。万念俱灰时无人安慰，是一种极致的痛苦。它或许并不如踢到了桌腿那么切实地疼，但是难受是确实有生理上的反应的。这种感觉就像陷入了深海之中被淹溺，它是一种长期的挣扎、疲惫和痛苦。
我们最终必须承认：人与人的情感并不相通。就像有人会觉得这些痛苦只是臆造的，只是因为这个人「矫情」才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这种强烈的冲突和撕裂，如果只是发生在无关的人之间，或许还不算什么。但如果发生在朋友甚至亲人之间时，这便是致命的。很早之前我就发过关于自救互救与自杀干预的说说。自救互救现在，至少在深圳，已经好了很多；但后者，国内这一块做得……欠佳。干预的第一防线是身边的人，其次才是专业心理疏导和社会组织。当我们连身边的人都不再信任的时候，很难说向专业医师求助或者向社会组织求助有什么用。
我必须在这里再次强调一遍：干预的第一防线是身边的人，是亲人，是朋友。
真正要离去的人，出门时是不会发出什么响声的。如果那位同学只是有所诉求，我想事情并不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毕竟，九成尝试自杀的人，都只是有所诉求但穷尽了所有实现的手段，不得已选择了下下策。
作为旁观者，这样简单的话很好说；但作为亲历者，目睹亲人的离去，则是另一回事。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直面简单而冰冷的死亡，而是痛苦而漫长的割离。而这凌迟的开始，也并不会给人任何准备。这种事情对于整个家庭而言相当于一颗核弹毫无征兆地被扔在了每个人的头上——初始的伤害猛烈，而随后到来的放射性尘埃弥久不散更为棘手。
2023-09-12, 一场车祸打断了一个家庭的运行，也打断了我的日常生活。
病人入院时已经双目瞳孔散大，严重颅骨骨折、锁骨骨折、肋骨骨折。颅内出血已经将整个大脑的形态挤压到无法分辨半球和脑干。于是取下右侧颅骨清除颅内出血，但颅内压还是把右半球从洞里挤出了一点点——正常人的大脑距离颅骨可是有一定距离的。
但能做决定的那个人，无论是出于救母的心态也好，家庭内部的抗争也罢，决定坚持救治。
手术很干净，也很顺利。刚下台的人，除了浑身插满管子贴着电线以外，看起来和睡着了一样。「梦乡不过是死神温婉暂临」，在这个时候，又多了一层阴郁的色彩。
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都清楚，一个人最好的结局应该是毫无痛苦地离去，而不是在这样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吊着。但是没人会真的这么去说，或者这么去做，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放弃一切治疗」这种纯粹到冷血的方案，或许对于每个仍然存活的人都有利，但我们不能奢求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理性。
但理性的清算不会等感性退潮之后再进行。医疗费用，保险赔偿，和车主的索赔，救助基金的申请，一样一样，一件一件，都需要开始进行。垫付的费用，一天天地往上涨。我不知道这个本就支离破碎的家庭有没有哪怕一分钱来应付这样的事情——别骗自己了，自己掏了多少钱，账目上一清二楚，只是你的账簿没有向其他人公开罢了。
术后迎面而来的是水肿。不仅仅是手术区域的水肿，而是全身都会肿。这种超脱想象的病变，把人像一个气球一样吹了起来。她的面部竟然可以变得这样可怕而可憎，仿佛稍微一碰，整张脸就会破溃、流出混杂着脓血的组织液。
ICU 的味道很特别。如果说医院的味道是扑鼻而来的消毒水，那么 ICU 的味道是在这消毒水之上混叠了一层死亡的气息。是的，将死之人会散发出一股非常特殊的味道，那或许是体内的器官在一个个衰竭之后给世界留下的最后的警告。不久之后，一群人来到 ICU 门口，其中一名女士痛哭起来，抽泣了五分钟后，整理好情绪；然后，ICU 内门打开，一个平车上躺着一个老人被推了出来，人们围了上去，平车推了过去，消失在走廊尽头。
可怕的味道味道散了一些。
我不知道这股味道何时会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
每天两支人血白蛋白，将近八百元。这白蛋白输了将近两个星期。不过，她也是从双侧瞳孔散大逐渐恢复，虽然两侧还是不等大。对刺激反射也在逐步恢复。虽然人可能醒不过来，但是命或许是保住了。水肿逐渐消退，她也回到了熟悉的模样——但是挂着一个噗嗤噗嗤的呼吸机。
「那么，白蛋白就可以先停了。」ICU 的医生嘱咐到：「不过病人有发烧，我们怀疑是肺部感染需要控制。」
如果一切都顺利，那么接下来就是转普通护理。医院会出具伤残鉴定，交警的定责已经确定了司机全责，那么之后保险赔付，一切结束。或许奇迹发生，她能醒过来；或许和 ICU 医生见过的几百个病例一样，她也会陷入永久的沉眠，谁也不知道。
他妈的，颅骨都没关上，怎么可能一周之内就可以转到普通护理开始康复治疗？CT 检查报告总是脑疝，我怎么可能会乐观？但人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生物。感性的抉择总是发生在理性的计算之前。
术后的并发症还是到来了。开颅的另一侧开始出血，月牙状的出血再次模糊了各个结构的边界。
其实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死亡大部分时间并不是一个干净利落的事情。即使从高楼坠落，即使孤身一人地死在阴冷的宿舍，死神的镰刀落下之后，仍然会血溅四方。
那时候我已经借故离开了这坨烂摊子，我以为这之后就是风平浪静。不过生活，生活不管你什么狗血还是巧合，生活会丢给你问题，然后让你自己解决。现在生活抛出的问题就是：你同意手术么？
手术，再做一次，或许下不来台；手术，放弃不做，那就可以准备办理出院手续了——哦不，因为你这个是交通事故导致的，所以你不能带她走。
远在天边的我并没有能力做决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那位独子做决定。在所有人心中都已经做好了理性的清算过后，他们都在等这拿着签字笔的手写下他们想要的答案。
他决定做手术。
这是一种悲情么？这是一种刻奇么？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么？这是一种无声的抗争么？他的心里打着怎样的算盘？我不知道。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他的童年没有父亲的参与，而他的母亲，现在躺在 ICU 里的那位，也并不是一盏多么省油的灯。他呢，性格随他那远走高飞的父亲，办事随他这一生要强的母亲。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更谈不上组一个新的家庭。三代人住在一间房——好在也就三个人。
他的母亲为这间房付出了一笔不菲的财产，所以长久地住在这里也是理所当然。但后来，她官司缠身，向我们三番五次地索要救济。我的父亲没有说一个「不」字。我的母亲为此也埋怨不少，但钱终究还是落到了对方手里。在那个月工资几百，一两千就已经是很大数字的年代，我们向她支援了好几个千开头的数额。
但这最终是一本糊涂账。如果细查流水，或许我们也早已「偿还」当初那套房她所出的份额，或许我们仍旧欠那么一些。这套房的归属，老人有她的打算，而她之下的子女们也各个有所觊觎。家长里短，不过如此。
漫长的等待之后，手术宣告成功。手术本身是成功的，但病人的预后比以前更为不乐观。之前我们或许还能期待奇迹发生，但现在我们就只能接受「最好的情况是植物人」这样一种结局。如果质问我的内心，我以为她压根挺不过这场手术，我甚至开始期待她挺不过这场手术，但我的良知并不允许我这么认为。
我现在甚至不知道医院有什么主意。也许医院方面只是慈悲为怀，不愿意任凭生命如此流逝。但如果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难不成医院也已知道这人已经算是和我们阴阳两隔，现在的所有救治不过是为了再从这将死之人身上榨出一点钱财？
病危通知书下来了，但事情还未结束。
她一生要强的性格，以及 ICU 接连不断的工作，带她挺过了这三天。但和之前一样，手术再次延长了她逗留 ICU 的时间，也再次加重了这本就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家庭的负担——也加重了其他所有人的负担。
但似乎奇迹可以发生。在两周之后，她从 ICU 转出到了普通病房。虽然仍然在做着永恒的梦，但至少表面上乐观地来看，她有一天甚至可以离开医院，再次躺在她的那张床上。她或许无法回归到过去的生活，但于她身边周围的人而言，她仍然可以被视作家庭的一份子。
奇迹最终是没有能如愿到来。转到普通病房后不到两个月，并发症和感染再次袭来。她再次进入到了 ICU. 我对于她的印象停留在了那个看起来只是在沉睡的、脸上浮现着风霜但又平静安详的中年女性。我的记忆善良地帮我擦去了切开的气管和连接的呼吸机、拔掉了监护仪的连线，甚至病床和病褥也一并换成了洁白的絮。
2024-03-02 下午两点，伴随着全身性的脏器衰竭，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命运为她的生命画上了句点。而我们只知道离开远不代表结束。接下来，是交警队的核查，是与保险公司的官司，是和肇事司机的周旋，是一场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场的葬礼。我有幸而不幸地可以当一名冷眼的旁观者。我难以想象亲历者所需要经历的一切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个时候很难压抑心中「如果当初」的想法：如果当初，她没有选择冒着倾盆大雨出门；如果当初，她在过马路的时候可以等一下再走；如果当初，她没有选择过那个路口，而是选择另一条路线……甚至更残忍地说，如果当初救护车再晚一点到，也许心里这块肉就可以用利刀一下剁开，而不是用一根已经生锈的钝锯条，一点点地磨到只剩最后一丝希望，再一锤子用力敲下。
葬礼，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到场。这或许是唯一的慰藉。2023-05-13 清晨，一行人出发为这一切写下最后的结语。在殡仪馆，我没有勇气去再仔细地看她一眼。法医的鉴定流程紧赶慢赶也进行了整整 45 天。入殓师只能很勉强地将已经彻底失水干瘪而支离破碎的脸庞撑起，让她还能留存一丝最后的体面。
不久后，她化为了一缕青烟，留下一捧白灰。我举着她的相片，来到一处公墓；他将小匣放下，做好最终的告别。这是一场平静而简单的葬礼，没有哀乐，也没有歇斯底里。一切的一切在中午到来之前归于沉寂。
亲人的离去也许并不仅仅是一场倾盆大雨，而还有浸没了余生的潮湿。
而我只担心我无法为即将到来的可能做好准备。
但有些时候，死亡的降临也并非如此漫长。它有时会很乐意让一切在一瞬发生，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它会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2024-11-15 晚 9 点，我突然接到家里的消息，告诉我姑父因脑溢血去世了。送到医院时人已经不行了，医生也无力回天。他们现在正在等待殡仪馆转送。
母亲告诉我，请择日给姑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说实在话，我没法面对这样的事情。打电话的话，我该说些什么呢？对此我毫无准备！我该说些什么？我该不该现在赶紧买票回去？就算我回去了，又怎么样呢？
这种冲击、这种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感觉瞬间淹没了我的小房间。亲人的离世一个接一个，让我无法适从。我想不明白命运为何要如此地捉弄每一个人，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到了」么？
这种手足无措持续到了周一。我想，无论怎样不能再拖了。这通电话必须要打，现在就要打。
晚上七点钟，我跑到公司的楼梯间，拨通了电话。
电话接通的时间如此漫长，一声、两声、三声……有一瞬间我甚至希望这通电话接不通，我可以懦弱地退出、我可以装作不知道这回事。我可以假装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世界仍然是按照它过往的那样运行着。
不，不能退缩。我已经做好了面对沉沦之人的准备，我会学着成为一个大人，我会帮助在低谷的人重回到阳光之下。
但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却是她先呼唤了我的名字。我和她寒暄了两句，委婉地告诉了她我已经获知了这份消息；她却反过来问我，刚下班吧，赶紧去吃饭吧。
她那么坚强，我感觉我才是被安慰的那个。
挂断电话之后，我并没有觉得轻松。我觉得「如鲠在喉」居然是这么贴切的一个成语。这份自心底升起的悲伤和阴郁，卡在了脖子正中央。
他才六十多岁的年纪，就这样，在没有人犯错的情况下，消逝了。一个年纪和我父母相仿的亲人，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离开了。
想要在情感的冲击下写作是非常不容易的。或许是因为寒冷，或许是因为激动，我打字的手颤抖不已。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觉得深渊向我回望了：一个人可以在不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如此轻易地抹去。死亡从这一天起，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课题，而是一朵笼罩半空的乌云。
我想起了费恩曼博士。
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了他妻子因肺结核的离世。费恩曼博士也是一位坚强的人，身处曼哈顿计划中的他，接到噩耗之时，简单整理了情绪便继续了手头上的工作。自葬礼回到基地的他，面对同事的关心，也并没有因此而情绪失控，只是简单地回应了几句，便立刻询问计划的进展。
但一年之后，费恩曼博士在橱窗前看到了一袭裙子，想到或许他的妻子会喜欢之时，压抑了多年的情感便在此时重新鲜活。博士潸然泪下。
我不愿想象同样的场景发生在我的亲人的身上，但这或许于所有人而言，都是最终的答案。
死亡有些时候，似乎也会听从社会的差遣，给所有人一些准备和预期，以至于它的降临甚至不再是一种意外。
2025-04-23 中午，父亲的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奶奶意外摔断了髋骨，刚从医院回来，赶紧回来看一趟吧。
每个人都知道老年人意外复杂骨折意味着什么，这回应该是最后一面了。刚从医院回来自然是因为医生也没啥好办法治，这个岁数的人压根不可能说什么骨折了打个钢钉修修，上了手术台之后能不能下来都两说。
我急匆匆地买了当晚回家的机票。老人的精神状态倒是还行，不过依从性很差。短暂见面交谈几句之后，我便因工作原因又回到了深圳。
不久之后，老人就开始出现谵妄了——抗拒帮助、喜怒无常，以及开始提起见到了已逝的其他亲人。父亲那辈人紧急开始修缮老家废弃已久的屋子，为的是老人最终能有个归宿。
2025-06-05 中午，再次接到父亲的电话，我已经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老人来说，这可能是相对而言最体面的离开了。我又再次火急火燎地买了机票回家。
或许是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做好准备，或许是因为精神疲乏，一路上我却没有什么感觉。我只觉得结束了，终于结束了。悬在头顶的那柄达摩克斯之剑，终于砍下来了。疼么？没关系，人头落地了，已经不会疼了。
按照习俗，要守灵。大家默默地坐在院子里，没什么太多交流。空气中只有无尽的闷热和给你强打精神的蚊虫。
我感到害怕，但并不是怕死亡无声的降临，而是怕当别人问起「什么是按当地习俗办」时，我无法答出个所以然。我只能木然地观察着周围的人忙里忙外。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事情，没有人和我说过需要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这样做。这种流程、这种说辞、这种哭嚎、这种行进、这种不真实感、这种解离，让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个无彩排的「表演」，好像其实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谁都没有离去。
叶落归根，我望着那个新垒出来的坟包，只觉得在这田地里又多了一分突兀。可能这就是「当地习俗」的最终体现吧：人从一捧黄土中来，回到一捧黄土中去，中间往往只是过场。
现在，我坐在电脑前，仍然没法「正确」地整理出一个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至亲之人，她的离去却没有在我的生活里激起任何波澜。加缪在写《局外人》的时候，脑海里构想的会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么？
这是曾带过我长大的，我的奶奶的死亡。
这或许也是我的死亡。
人生大事，无非生死。但是我们似乎未曾为这两件大事做过任何准备，而只是等待它们毫无征兆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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